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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進中央在兩會上提出了“關于盡快對危廢處理行業發展進行長遠布局的提案”，針對這個提案，全國人大代表、中科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院長王毅日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，目前整個危險廢物處置領域存在大量急需解決的問題，主要體現在三大方面，王毅同時針對問題提出了三大解決建議。

王毅說，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在審議“固體廢物防治法”執法檢查報告時，其中一個突出問題是危險廢物（以下簡稱“危廢”）的處理處置及監管存在較大風險。目前危廢處理行業主要存在三大難題。

“目前，全國具有危廢經營許可證的單位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，而山東、內蒙古、河南、湖南等危廢排放的重點省份處理能力不足。在管理上，危廢的貯存、收集、運輸環節的“盲點”和“堵點”較多，缺少完善的制度安排，不少地方的危廢轉移聯單依然采取落后的紙質化管理，很容易偽造、變更，給監管帶來很大難度。同時，危廢監管力量薄弱，監管人員嚴重缺乏，特別是區縣一級缺乏專門的危廢管理人員”他說。

他說：“首先，危廢底數不清，處理能力存在缺口。上述執法檢查報告提出我國工業危廢產生量4000萬噸，但根據我們的調研，我國危廢實際年產量約在8000萬噸以上，而目前具備危廢經營許可證的單位的處理能力為6471萬噸，與實際排放之間存在缺口。其次，產能利用率低。據環保部長李干杰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詢問會上提供的數據，危廢處理能力真正發揮作用的只有1/4左右，其他來源的數據也同樣顯示現有產能未能充分利用。此外，危廢處理行業除了面臨著新建項目審批復雜、落地周期長、回收成本慢、利潤低的困難外，近幾年更是由于跨界經營和資本方的爭先布局、跑馬圈地、搶奪人才，引發了無序競爭、惡性競爭，導致整個行業出現規模效應低、技術水平參差不齊、利潤率下滑和實際處理能力不足等一系列問題。”

他說：“一些企業沒有按照國家要求建立完善的危廢管理制度，或者制度落實執行不力，有的甚至放任“跑冒滴漏”等所謂的生產漏洞長期存在，企業的危廢處理壓力減少了，但社會的潛在環境風險增加了。故意違法處置危廢的現象也屢見不鮮。近幾年，各種關于各類企業偷排、偷埋、混裝處理危廢被發現的新聞常見諸報端。不少企業在開辦之初就采取陰陽設計圖、明暗管雙排污系統、廠區內預留地下填埋空間等方式，為偷排、偷埋作好準備。這是沒有絲毫社會責任的違法行為。”

為此，結合上述提案，王毅提出三大建議。

“一是加強政策的傾斜力度，推動國有資本和鼓勵社會資本加入危廢處理行業。二是加強對危廢處理相關研究項目的支持，鼓勵技術創新，牽頭實現產學研結合，為新技術快速應用提供適當的創業扶持。三是對區域性危廢處理模式進行科學布局，對于產業集中區域應當強制配備危廢處理企業；對于地廣人稀、危廢來源多為醫療廢物等的地區，可以探索建立危廢的儲存、轉移、集中處理制度，盡可能提升危廢處理的效率。”

“將危廢處理作為必選項，納入各地的工業園區規劃之中，凡是新上馬的園區，必須要配套危廢處理企業；對已經建成投產的園區，如果缺乏危廢處理企業的，要盡快引進和上馬。同時，規劃中需要有超前意識，給危廢處理企業預留足夠的土地等，以便其根據需要擴大產能，應對急劇增長的處理要求。另外，還要結合產業特點和行業規律，利用科技創新，努力發展循環經濟相關產業和開展園區的循環化改造，使部分危廢變廢為寶，成為其他企業的產品原料。”

“一是借鑒發達國家經驗，發掘信息披露制度等的優勢，要求大量使用危險物質或排放危廢的企事業單位必須披露相關信息，有利于社會公眾的監督；同時，利用新媒體和開設專門的環保直播頻道，既可以對重點排污企業的相關狀況進行全天候信息公示，又可以讓民眾通過直播對排污等情況進行實時舉報。二是加強政府部門內部的數據開放，依托大數據手段，通過綜合分析發現企業的數據異常，開展重點監察。三是強化技術裝備的升級，利用無人機、遠程監控等新技術手段，減輕監管人員的負擔，提升監管效率。同時提升危險廢物轉移聯單等的技術含量和防偽水平，使之更難偽造，更易溯源。”